最近門診中多了不少的青少年病患，那些十來歲到二十出頭的國高中、大學生往往都獨自來看診，其中有些甚至都已經憂鬱症好幾年了。他們往往心情低落、生活跟課業上提不起勁、缺乏人際關係，甚至持續有輕生的念頭。
國內研究顯示與2018年相比，2019年的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死亡人數增加47人，成長約22.4% 。從自殺通報來看，14歲以下及15至24歲自殺通報人次占率上升，但是其他年齡層則為下降。
2009年一篇針對南台灣10,233位青少年的研究指出，有自殺意念（suicide ideation）的高達28.2%，實際上9.1%的人回報曾經試圖自殺。另一個研究則發現，有接近1/4具有自殺意念或自殺意圖的青少年，不會跟任何人談論自己有這樣的念頭。即使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城市，青少年尋求專業人士幫助的管道依然缺乏。
根據2018年台灣自殺通報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主要原因以「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41.3%）為最高，次高依序為「感情因素」（30.2%）與「家庭成員問題」（20.9%）。顯示對青少年族群而言，精神健康以及情感人際關係是影響他們最大的因素。
憂鬱往往是造成自殺最重大的生理病理因子，一個人就是因為深陷在憂鬱症中，為憂鬱症所苦、對人生絕望，才會毅然結束自己的人生，這是國內外研究一致性的結論。所以「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只佔青少年自殺主要原因的41.3%，反映的是就醫跟診斷上的不足，而不是青少年憂鬱症不嚴重。真實的情況是，有很多青少年排斥就醫，父母情也不願意接受或面對。
或許是自殺通報的，跟前來就診的青少年有些不同，門診中憂鬱的青少年病人來自於情感因素的卻是少數，反而家庭成員問題的比較多，尤其是單親家庭。往往家中有語言、肢體暴力、酗酒者，或者父母親本身有憂鬱症跟其他精神疾病者。
國外的研究顯示：兒童負面生活經驗是個人成長中很常重要的有害因子，負面經歷越多，越容易有肥胖、糖尿病、高血壓，甚至癌症。在精神疾病上也越會產生憂鬱症、藥物濫用，輕生。但不代表危險因子一定會造成嚴重的身心健康危機。
請看下列童年負面生活經驗問卷
在18歲以前，你是否覺得／感覺／認為：
童年負面生活經驗問卷，各項目0～1分，總分10分。
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很慚愧的是，一直到這兩年才開始注意到這個所謂的童年負面生活經驗。雖然門診中偶而就會遇到一些訴說自己悲慘童年的病人，像是一個四十幾歲的男性病患：
「醫師，我還記得4歲的時候，爸媽要出門去田裡工作，就把我用一根繩子綁在圓桌的柱腳上。」
「那你餓了怎麼辦，他們會常常回來看看你嗎？」
「不會，吃的就在桌子上，地上有尿壺，沒人陪我，屋子裡也沒有人，一直要等到太陽快下山，他們才會回家。」
很可憐吧？還有更可憐的，一位22歲的年輕女生。
「我媽媽在我6歲的時候離家出走了，我爸爸那時在山裡跟一群人做工，我跟我一歲的弟弟就跟著住在那臨時搭建、簡易的工寮裡。」
「爸爸每天上工的時候，就給我一罐熱水，一瓶奶粉，幾條布，跟一些食物。我要一直照顧弟弟等到爸爸回來。工寮裡面只有我們兩個小孩，風呼呼地從縫隙吹進來。」
「你不害怕嗎？應該很可怕。」
「一開始會覺得怕，久了就算了，呆呆的看著弟弟，等爸爸回來。」
這種童年時代的陰影，心中的痛苦，等到年紀大了，在跟精神科醫師描述的時候，往往都是淡淡的、輕輕的，但是聽在醫師耳中卻是無比的沉重與不忍。
在台灣，越來越多的離婚，也越來越多的「童年負面生活經驗」，青少年憂鬱跟自殺將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台灣人愈來愈不願意結婚，也更輕易談離婚，平均每天有149對夫妻離婚，其中又以35至39歲為最高峰，已經突破一萬對，儼然成為「離婚主力軍」。如果與亞洲其他國家和歐美主要國家做比較，台灣離婚率高居亞洲第二名，僅次於中國大陸，高於日本、韓國及新加坡。
其實離婚的數字不容易解讀，各位可以看看自己身邊的親朋好友，看看離婚率有多高。以我自己同輩的表兄弟妹來看，差不多就是一半。假設這反映了真實的情況，那代表離婚率50%，單親的小孩也佔了一半。
台灣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少婚少生，造成社會支持系統不斷的弱化，家庭間能夠相互幫忙的更少，壓力跟情緒不間斷的家庭內累積。這就會衍生出很多的家庭暴力事件，像是嬰幼兒被虐待，甚至致死的案例不斷出現。我無法想像，單單是這一、二十年來，「童年負面生活經驗量表」的評分會增加多少。內政部數字即顯示，青少年輕生過世的人數非常快速的增加之中。
台灣面對可怕的離婚率、日增的家庭暴力事件、益弱的社會支持，我們準備好了嗎？越來越多的青少年病患會跟我講他們父母得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對他們的影響，家裡負面的情緒經驗也讓他們很早就有輕生的念頭。
但是我們的教育體系、諮商體系準備好了嗎？剛剛看完一個病人，他說學校一天可以預約8個諮商時段，都滿了根本沒辦法。也有很多跟我抱怨學校的諮商沒辦法提供甚麼幫忙，而現在的教育體系，社會氛圍都讓他們對未來不抱持希望，覺得努力沒甚麼意義。
不管是諮商，或醫療體系，我們往往都是在補破網，只有當這些青少年問題很嚴重的時候才來求助。諮商師對於缺乏資源，又長期憂鬱的青少年確實有處理上的困難，需要的是整個體系的偕同運作。我們應該積極地針對那些有童年負面生活經驗的小孩，主動的調查、關心，跟追蹤，尤其是家庭支持系統有問題的。
及早就醫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在諮商跟醫療體系之間是有隙縫的，需要政府不同單位拋棄門戶之見，共同努力。精神科醫師在處理青少年憂鬱症時，在治療上必須積極而有效率，這需要更多的倡導，改變社會的偏見跟排斥。
責任編輯：陳宛欣
核稿編輯：林筱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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