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簡潔的：不同精神動力取向治療師彼此可能會對許多事情意見不同，但對於強調用詞精簡應當會是一致的。古希臘的Spartans信奉「越少就是越多(less is more)」，他們更擅長於用些許來表達很多。Sharpless(2019)推測，Freud喜愛許多來自古代和希臘的事物，或許Spartans的行事作風也啟發精神分析的技術風格。
其實有許多理由，精神動力取向治療師的發言應簡短而切題：
1、案主一次能夠吸收的信息量有限，複雜的或是多重信息的句子祇會對該回答什麼？或從何回答起？帶來混淆(Luborsky，1984)。案主的精力最好用在如何瞭解自己而不是解讀治療師的複雜信息。
2、治療師說得越少，案主越有時間去反思；這點特別適用在表達式心理治療上。
3、將某種介入/干預化約至其單純本質(simple essence)對治療師也是有所助益的，因為「鍛造」一種介入/干預是一種耗費認知功能的技藝，類似於其它作為，重複總是比較容易的(Levy，1990)。不斷練習重組想法、驗證假設、和決定對於在特定時刻、對於特定案主該如何做最恰當，可以精進治療師的技能。
六、精確的：除講究簡潔，精神動力取向治療師們也重視技術的精確(Clarkin、Yeomans、和Kernberg，2006)。表面上，這似乎代表表達意思的比賽，因為要講究精確或可能帶來更長卻更不簡要的陳述。例如，對於一位習慣遲到的案主，治療師可以極盡精確地說：「我不禁注意到上次會談你遲到二十分鐘，這次則遲到十五分鐘。似乎有一種重複的習慣成形中，或許我們值得探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或者，治療師可以簡單地問：「你又遲到了！」來強調簡要。其實兩種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何種比較符合當下狀況則決定於會談當下的脈絡。
原則上，介入/干預的精確度決定在案主的特定需求。當構思話語時，治療師可以這麼自問：「運用這種介入/干預，現在案主需要知道什麼才能充分理解且得到幫忙？」Sharpless(2019)主張超出這種程度的精確都是多餘的，都可能讓案主誤入歧途；許多治療師也都認為治療術語祇會混淆案主(Strupp和Binder，1984)。或許前者這種精確祇適合用在研討會或論文寫作上。
與某一敏感話題相關的介入/干預需要治療師較多的精確度和較多的解釋，而較為表淺的介入/干預則沒那麼多講究。因為，前者需要串聯數個不同的事件才能「有感(make the case)」(Langs，1973、1974)。再說，概括式或抽象的話語，如「失落對你來說一定很難受！」，隱含的情感成份必然少於較為精確的、詳細的說法，如「去年令尊因癌症過世這事似乎引發出你和伴侶間很多的問題。」通常，支持性治療強調前者，表達性則傾向於強調後者。最後，當治療聯盟不夠強，或案主顯得易於狐疑，寧可錯在過於精確，因為比較不致留下空間讓案主來投射或誤解。
七、時機適當：好的介入/干預也要注意到施用時機和脈絡，Sharpless(2019)主張類似於笑話，用同樣的字眼講同一個笑話，有時會帶來轟堂大笑，有時則是鴉雀無聲，關鍵就在於前面兩個因素的組合適切與否？
時機的拿捏其實沒有規則可言，而Strupp和Binder (1984)則建議要有耐心。對於急著想幫忙案主的新手治療師來說，這絕非易事。太過倉促，有時會讓本來用意良善、功效良好的介入/干預反而顯得搔不到癢處、或牛頭不對馬嘴，弄巧成拙了！
另個要考慮的是時間限制(Yeomans、Clarkin、和Kernberg，2015)。每次五十分鐘的會談時間理應夠用，但有時未預想到的突發狀況會讓時間顯得不夠用，例如，剩下一點時間案主才提到過去的創傷經驗，或突想討論重大人生議題；與其倉促行事，還不如留待下一次會談再好好處理。要不然，可能會讓案主冒著單獨面對未竟事宜卻不是在治療情境的支持之下的風險。案主需要時間去消化、處理他們的感受，尤其是面對他們原本習慣迴避的敏感議題時；如果沒有提供充分的會談時間似乎就顯得有點失職。
八、節約的：Menninger(1958)主張精神動力取向技巧當遵照「節約(parsimony)原則」來施用時效果最佳。節約當然不等於吝嗇，在心理治療中指的是治療師斤斤計較地提供案主協助；對Menninger來說，就是提供「最少的必要協助」。講究節約的治療師不會提供案主「答案」，而是協助案主自己去找尋。倘若案主無法找到或中途卡住了，治療師才會試著提供協助，好讓案主找到結論。也就是說，治療師僅僅超前案主一步，千萬別超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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